中国日报5月29日电（记者 赵旭）在世界文明的黎明时分，当人类从口耳相传的蒙昧时代走向理性记录的时代，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历史的工具，悄然降临。它们不只是语言的符号，更是文化的根脉、信仰的刻痕、王权与神意的共鸣。在众多古文字系统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中国的甲骨文、金文如双子星般熠熠生辉，各自为人类文明写下璀璨的序章。

约在公元前3200年，尼罗河流域的先民们创造出被称为“Medu Netjer”的象形文字，意为“神的语言”。这种文字在神庙、墓室、碑铭与纸草卷轴中悄然流动，融入法老的神权、祈祷者的信仰、文士的睿智。它既可绘形，又能表音，常由三个层级构成：象征意义的符号（表意符）、语音提示的拼读符（表音符）以及分类性的决定符，共同营造出一种庄严而复杂的书写系统。

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的甲骨文则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商代的祭祀火焰中冉冉升起。用龟甲兽骨篆刻天命、记载卜辞，它不言语，却能沟通天地。稍晚，西周金文在青铜铸器上接力延伸，风格浑厚、气势磅礴，成为宗法制度与礼乐秩序的文字化体现。与象形文字类似，中国古文字以象形为基，辅以会意、指事、形声，渐次演变出一套系统完整的汉字结构。

古埃及象形文字，兼具文字与图画之美。它们可横写、竖排，也可左右倒转，甚至依据墓葬空间布局而灵活调整。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符号化的图像，是神圣意义的化身。文字排列严整，对称优雅，既是语言工具，也是艺术陈设，具有浓厚的纪念性与宗教意味。

中国的甲骨文则更趋简洁与抽象。刀刻而成的字符线条劲健有力，仿佛天命的回响；到了金文，曲线渐多，字势如舞，既记录历史，也传达权力的尊严。这些文字不仅承载着语言，也承载着中国先民的宇宙观——象天地而书，取万物之形而铸思维之器。

在古埃及，文字拥有几近神秘的力量。书写本身便是神圣行为，象形文字甚至被视为拥有“活性”的存在。人们小心翼翼地处理某些神祇或凶兽的名字，深怕它们在书中“活过来”。而完整的法老名讳（如拉美西斯、图坦卡蒙）常被嵌入椭圆形的“王名圈”中，以示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的早期文字同样具有神圣光环。甲骨卜辞并非日常记事，而是国家层面的祭祀与决策工具，其背后是王权与天命的对话。书写者非泛泛之辈，往往是卜官、史官，肩负沟通祖先神明、制定国策的重要使命。金文则更具制度意味，其铭文多用于记功、立德、颂祖，充满政治与伦理内涵。

古埃及象形文字在希腊化与基督教统治后逐渐沉寂，直至公元四世纪才完全失传。它的意义如被尼罗河冲刷而去，成为死者的语言，尘封于神庙与沙丘之间。直到十九世纪，随着罗塞塔石碑的发现，法国学者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终于解读出它的语音规则，让这门失落的语言重见天日。

而中国文字却从未中断。自甲骨、金文起，经小篆、隶书、楷书，演变出如今仍在使用的汉字系统。这一独特的延续性，使得中国文明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以自身古文字持续书写至今的文明。汉字如一条长河，跨越朝代、政体与信仰，更跨越语言与图像的边界，成为连接古今的精神符号。

值得指出的是，商博良在破解埃及象形文字时，曾从被称为“汉字六书”的汉字的造字法中获得启发，尤其是其中的象形字与表意字的构成。

事实上，无论是古埃及象形文字，还是中国早期文字，都兼具象形与象意功能，早早探索出表音与表义的结合；它们都在宗教与政治语境中承担神圣职能，是权力合法性的象征；它们都体现出深刻的哲学思维与审美取向，是文化精魂的写照；它们都是我们理解祖先、理解自我、理解世界的最初语言。

同样值得比较的是古代埃及与古代中国不同的造纸技术。尽管纸张的真正发明普遍归功于生活在中国东汉时期的蔡伦（约公元50年—121年），但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早王朝时期，古埃及人便已开始制造莎草纸。

埃及的莎草纸，其原料取自尼罗河流域特有的莎草。这种植物茎部富含纤维，为莎草纸的制作提供了天然基础。制作莎草纸的过程犹如一场精细的自然魔法，工匠们需先将莎草茎切割成适当长度，仔细剥去外皮，接着将内芯压扁，随后将多片压扁的莎草片以特定方向叠压在一起，最后通过捶打使纤维相互粘连，最终形成纸张。这一过程虽充满智慧，但本质上仍是对植物纤维的粗加工，未突破天然材料的物理形态限制。

而中国的造纸术则展现了更为高超的科技智慧。其原料来源广泛，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等植物纤维皆可成为造纸的素材，这种对原料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造纸工序繁杂且严谨，需先将原料舂捣成浆，使纤维充分分离；再通过打浆进一步细化纤维，调整其长度与强度；随后在抄纸帘上抄造，使纤维均匀分布形成湿纸页；最后经过晒纸、揭纸等工序，一张张平整、柔韧的纸张便诞生了。这种将天然纤维转化为有序纤维网络的工艺，使纸张具备了现代书写材料的基本特性，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莎草纸的质地具有鲜明的特点。由于纤维规则拼接，其质地相对薄脆，在书写或翻阅过程中容易破碎。更为关键的是，它对环境湿度极为敏感，遇潮湿极易发霉变质，这一特性严重限制了其保存性。除了在沙漠干燥环境中能够相对长久留存外，在其他地区很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导致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因纸张损坏而失传，使得后世对古埃及文明的认知留下诸多空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造纸术所产纸张展现出卓越的耐用性。纤维排列的杂乱性赋予了纸张各向同性的力学性能，使其柔韧且不易撕裂。纸张表面平滑，能够很好地吸附墨水，书写效果清晰流畅。同时，其良好的保存性使得文献资料能够跨越千年传承至今，无论是官方的史书典籍，还是民间的书画作品，都得以完好保存，为后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文字与书写材料的发明，为两大文明记录历史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刻在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书写于莎草纸卷轴之上的文稿，还是铭刻在甲骨上的卜辞，皆体现出埃及与中国对记忆的珍视与对文明延续的不懈追求。